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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唐青花发现33周年，回忆1975年夏天我第一次在扬州师范学院考古工地见到唐青花枕片以及1983年9月首先在扬州三元路纺织公司建筑工地采集到唐青花标本时，惊愕、欣喜、兴奋的情形，以及随后夜以继日，如痴如醉采集贸易陶瓷标本、撰写研究文章那些令人激动的往事，心情总是难以平静。1975年发现的唐青花枕片由于器形的残缺和纹样的不典型，加之又是孤例，当时很难得到陶瓷界的认可，而我和徐良玉同志在三元路率先采集到唐青花碗片之后，不仅为先前的发现提供了佐证，而且引起了扬州文物考古界和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古陶瓷鉴定班学员的极大关注，以至于随后又有一批唐青花标本被大家陆续从其他工地中抢救出来，最终令中外陶瓷界确信唐代即已烧制青花瓷器的事实。这一发现，把青花瓷器的创烧时代一下子提早了四百多年。为纪念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由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发起，扬州博物馆、扬州唐城遗址博物馆承办的“唐青花瓷鉴赏研讨会”11月初在扬州举办。在会上，本人结合唐代史料发表了对唐青花断代的研究心得。会后，一些同行觉得我的研究方法很有特点，建议把它整理出来，形成文字。恰好扬州博物馆馆刊复刊，于是，借此机会匆促赶写出来就教于同行，以期进一步推动唐青花的研究。
唐青花标本自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至今已过去三十三年。其间，1983年9月以来，陆续从扬州的建设工地、考古工地出土了约三十片左右的残片和少量完整器；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北部的勿里洞岛附近的海域一艘唐代沉船中打捞出三件唐青花瓷盘；本世纪初，在河南巩义市（巩县）黄冶和白河等地唐代窑址中发现了唐青花器物；加之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罗森博士提供的考古信息和照片，反映上世纪70年代英国考古工作者在伊拉克撒玛拉遗址也曾发现过唐青花标本。至此，由产地（巩县），出口市场（扬州）、贸易线路（勿里洞），运输目的地（撒玛拉）几个点终于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贸易链。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这样的贸易链只有在每个环节都完好无损并与其他环节处在正常链接状态时，链条才能有效的运行。反之，当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链条将不能转动。
根据社会发展和陶瓷经济的客观规律，我们不妨为唐青花的研究建立一个历史参照系，把唐青花瓷器生产、销售、市场这一贸易链条拿到唐代历史大背景下，放在历史参照系中，通过分析、比对来检测不同历史时期贸易链条存在、运转的可能性、相关环节的完好程度和链接状态，以进一步研究唐青花作为唐代外销陶瓷新品种，它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和时间节点。
关于唐青花的年代，陶瓷界似乎没有什么争议。过去普遍的看法是中唐至五代，因此本文也就不必把它提到盛唐阶段去对照，盛唐末期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八世纪中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唐王朝由盛及衰的历史拐点，也是盛唐和中唐的分界线，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安史之乱”造成了中原地区毁灭性的破坏，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经济重心的位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原有格局。在这次浩劫中，唐代北方瓷器重要生产基地的河南受到了重创。北方的窑工带着成熟的技术集体避乱南下，一支翻越秦岭来到了西川，一支从中原来到两湖。受三彩艺术影响，依托釉下彩技术，派生出釉下彩瓷，中唐时期邛窑和长沙窑几乎同时从四川和湖南突然崛起绝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本人将另有专文论述）这场动乱还影响波及到远在数千里之外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广州城。乾元元年（758年），聚居在广州的大食、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攻掠了广州，旋即浮海而去。这场灾难严重损害了广州的港口地位，外国商船被迫转而停泊在河内，这种局面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紧接着，在乾元三年（760）发生了“刘展之乱”，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奉命讨伐刘展，“（田）神功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旧唐书·邓景山传》卷一一O）扬州虽然在“安史之乱”之初幸免于难，却在这场突然发生的人祸中受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楚州（淮安）、润州（镇江）、常州、苏州、杭州等经济富裕的城市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安史之乱”历时八年之久，直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杀，才得以平息。在这场战乱之中社会的正常秩序完全破坏，中西交通、跨国贸易处在停止状态，作为陶瓷贸易主要环节之一的唐青花产地河南巩县，在这一时期根本不具备创烧唐青花的社会环境和生产条件。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进入中唐以后，紧接着吐蕃入侵占领长安，代宗仓促逃往陕州，吐蕃不断对唐王朝的滋扰成为中唐前期统治者的一大麻烦。与此同时，“安史之乱”遗留的政治问题，北方的藩镇割据也成为唐王朝的心腹大患。建中四年（785）十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变，攻陷汴（州）、邓（州）、江淮到东都（洛阳）之间的水运被迫停止。同年九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鼓动兵变，攻陷长安，拥戴朱泚为帝，德宗初逃奉天（乾县），继逃梁州（汉中），反映出中央政权还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但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一些由乱而治的积极因素，唐代著名经济学家，理财专家刘晏从上元元年（760）到建中元年（780）主管全国财政、漕运事务，二十年当中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漕运逐渐畅通，经济得以恢复，到大历末全国财赋收入达一千二百万缗。作为贸易链条的主要环节，扬州在大历年间成为漕运的枢纽和造船基地，扬州港的地位显著提高。大历中“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为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唐会要·市卷八六》）大历十四年（779）七月，“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诸节度观察使于扬州置回易邸，并罢之。”（《旧唐书·德宗纪》）可见此时的扬州作为商业都会其规模和影响力已初现端倪，“刘展之乱”造成的创伤已经治愈。
作为中西交通的重要节点唐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的广州，大历年间也呈现出经济复苏的迹象。李勉担任广州的地方官以后，由于他的开明和公正，几年之间，广州海外贸易数额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一时期贸易链条的其他几个环节都呈现出较好的状态，唯独唐青花产地所处的北方地区与南方相比，犹如冰火两重天。“安史之乱”形成的藩镇割据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十分严重。藩镇割据不仅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受到阻碍，而且胡商的经营活动也受到限制。胡商往来于各地的跨国贸易是外来文化影响中土的主要方式，唐青花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用下，为满足西亚地区市场的需求，创烧出来的贸易瓷器新品种。如果没有外来文化影响，没有足够的外来文化影响，就不具备催生唐青花的条件。因而在这一时期，也还形成不了完整的贸易链条。
如果说代宗大历年间是北方经过“安史之乱”后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恢复阶段的话，那么德宗贞元年间也是继大历之后，中唐时期唐王朝从深重灾难中得到复原的重要时期。贞元年号共计21年，时间之长在唐代仅次于玄宗开元时期。贞元初距平息“安史之乱”已过去22年，距“刘展之乱”平息也已25年，到贞元末，距“安史之乱”平息已过去42年，距刘展之乱”平息也已45年。在这一时期，中西交通不仅得到恢复，海上贸易也已形成相当规模。贞元元年（785）为联络阿拉伯国家共同对抗吐蕃，唐德宗派杨良瑶携带国信诏书经由海路出使黑衣大食，外交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果，据《新唐书·大食传》记载，“贞元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杨良瑶的成功出使足证其时海上丝绸之路已十分畅通。贞元十七年（801），曾担任鸿胪寺卿专门接待蕃客使节，后来又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要职的贾耽，完成了《海内华夷图》，贾耽所记通大食海道的不少国名、河名多与阿拉伯人一致，“足见其所记者、闻自阿拉伯人也。”（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贾耽另有《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记录了从中国内地到边疆和外国的路线。这两种反映中西交通成就的地理专著的问世，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交通往来的频繁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成熟。贞元年间，王锷担任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西南大海中诸国船舶至，则尽收其税，由是锷私人家财富于公藏。”（《旧唐书》卷一五一）他为了贿赂京师的达官显贵，日发十余船，载象犀珠宝，冒称商货出境转往长安。他之所以能鱼目混珠，掩人耳目，正是因为广州港当时的海上贸易十分兴旺。
再看看扬州的情况，兴元元年（784）杜亚出任淮南节度使。在任期间，他组织力量对扬州漕河进行大规模的疏浚，并兴修水利，改善了运河扬州段的通航条件，提高了农田灌溉能力。“扬州葆强，都会庶富”（《全唐文·少傅杜公神道碑铭》卷四九七）、“侨居市民及工商户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塞”。（《旧唐书·杜亚传》卷一四六）杜亚每年在扬州江边举办采莲龙舟锦帆之戏，费金数千万。城市人口骤增，商业繁荣，歌舞升平，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接着从贞元五年（789）至贞元十九年（803），德高望重曾任过岭南节度使的杜佑继杜亚之后长期担任淮南节度使。在任期间，政通人和，“产金三品，利射万室，控荆衡以沿泛，通夷越货贿，四会五达，此为咽颐。”（《全唐文》卷四九六），扬州步入了空前的繁荣。在这一历史时期，尽管北方藩镇割据的痼疾还未治愈，但陶瓷贸易的链条已能运行。成书于穆宗长庆年间（821-824）的《国史补》（李肇著）所记皆为开元至长庆间的人和事，其中记录了“内丘（属河北邢州）白磁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社会现象。贞元末距长庆末不足二十年，这一现象很能发生在长庆之前的贞元年间，即使所记现象发生在长庆年间，对我们研究唐青花和陶瓷外销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北方瓷窑复烧、发展，贸易链条之间的衔接必有一个提前的时间过程。通过以上的分析比对，本人认为，河南巩县窑在“安史之乱”之后的复烧，应在贞元年间或稍前，而唐青花的创烧则可能发生在贞元末前后。
把唐青花的成熟时期定在宝历二年（826）前后似无疑问。最直接的证据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东北部勿里洞岛附近海域的一条唐代沉船中打捞出三件唐青花瓷盘，而在伴出的大量长沙窑贸易瓷器中，有一件带有宝历二年（826）纪年的瓷碗。据此，沉船的年代被确定在宝历二年（826）、元和元年（827）或稍后不长的时间内。这三件瓷盘不仅与扬州万家福商场考古工地出土的瓷盘十分相似，而且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唐青花标本时代相同或相近。从沉船上还打捞出了一千多面铜镜，其中有带“扬州扬子江心镜”铭文的铜镜和大量长沙窑瓷器（扬州是长沙窑瓷器最重要的外销港口和市场）可以断定这艘商船应是从扬州港装船出发驶向西亚地区的。
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层面上看，在宝历之前的元和年间，唐宪宗通过对淮西用兵，重点打击藩镇割据的顽固势力，以震摄并分化、瓦解其他方镇。宽猛相济，一手硬，一手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元和中兴”终于改变了自代宗广德以来五十余年北方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政权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在对外贸易方面，从唐代宗大历年间开始，唐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进入九世纪以后，徐申、郑絪、孔戣等几位正直开明的官员先后担任广州都督、岭南节度使。由于他们的努力，不仅广州的社会状况有了很大改观，而且对外贸易稳步发展。中外海上贸易的状况也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唐文宗于大和八年（834）还专门下诏“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常加存问，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来往，通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疾愈德音》卷七十五）反映这一时期中西交通贸易的频繁和稳定。
河南巩县窑在这一时期生产的外销陶瓷除了唐三彩、唐青花以外，白瓷的产量最大，其中主要是碗、盘类。这些白瓷器器形厚重，胎质稍粗，釉下施化妆土。造型有圆唇外侈，敞口弧腹；尖唇，斜直腹；厚圆唇外卷，斜直腹等数种。底足也有玉璧底，大圈足之分。这些白瓷产品除了没有青花装饰之外，其胎釉特征与唐青花完全相同。这些白瓷与邢窑白瓷；长沙窑青瓷、彩瓷；越窑青瓷；宜兴窑青瓷；寿州窑青瓷；广东窑青瓷一起不仅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而且在泰国柴亚、斯里兰卡曼泰、西吉利、伊朗西拉夫、内沙布尔、伊拉克的撒玛拉等地都有发现。西拉夫作为伊斯兰时代著名的贸易港口，最繁荣的时期是9世纪至10世纪中期，而与中国的贸易主要在9世纪。伊拉克的撒玛拉是9世纪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建于唐开成元年（836），废弃于中和三年（883）。中唐后期、晚唐时期扬州是中国最大的，也是主要的陶瓷外销港口。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外销陶瓷其主要的品种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九、十世纪繁荣的港市遗址出土的中国贸易陶瓷品种基本对应或完全对应。从扬州出土的唐青花数量和巩县窑白瓷出土数量的比例看，唐青花只是巩县窑瓷器外销产品当中的一种小品种，这从印尼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上仅出土三件唐青花的悬殊情况得到了印证。是烧造技术的局限？还是原料供应的制约？还是市场销路的问题？长沙窑产品的热销，反映了伊斯兰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而几万件长沙窑器与三件唐青花的比例到底说明了什么？市场发现的唐青花数量偏少，客观上也反映了唐青花的产量不高。是由于工艺技术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最终没有象长沙窑那样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及时形成规模效应。还是在市场竞争中，由于成本偏高，工艺偏难，竞争处于劣势，不得不提前退出？还是唐青花一开始就定位在高档商品，被限量生产？总之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唐青花的绝烧是在唐末，而实际衰亡的时间有可能会提前，参照晚唐的历史背景，王仙芝、黄巢起义是破坏贸易链条的直接原因。唐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聚众数千人起义，第二年黄巢在山东聚众响应，乾符三年（876）王仙芝、黄巢转攻河南诸州，连破禹县、郏县，克汝州，这对邻近的巩县窑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接着，起义军又挥师南下，攻打随州、安州、黄州（今湖北随县、安陆、黄冈）以及申州、光州（今河南信阳、潢川）、舒州、庐州（今安徽潜山县、合肥市）。到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发展到十万之众，作战范围极广，不仅可以攻打一般的中小城市，就连宣州、杭州、越州、洪州、福州这样的中心城市也能攻占。乾符六年（879），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军大举北上，队伍迅速扩大到60万人，年底就攻占长安即位称帝。从乾符元年（874）到中和四年（884），黄巢兵败自杀，战乱长达十年之久。其破坏程度绝不亚于“安史之乱”，南方经济发达的地区深受其害。随后又引发了全国性的军阀混战，唐光启三年（887）扬州大乱，“及经秦（宗权）、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资治通鉴》卷三百五十九），至此，不仅唐青花瓷及其外销陶瓷贸易链条全部脱落而且其中的每个环节都遭到了严重损坏。中国对外陶瓷贸易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了。
以上通过把贸易链条及其主要环节放在历史参照系中进行分析比对，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唐青花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上，中西贸易日益频繁的条件下，通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作用，针对西亚地区市场的需求创烧出来的贸易陶瓷品种。它创烧于贞元末前后（公元九世纪初），成熟于宝历二年（826）前后，衰亡于乾符年间。其上限可进一步确定在中唐末叶，下限应在唐末，而不应延至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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