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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清代扬州的刻书事业，首屈一指的便是康熙年间在曹寅主持下扬州书局所刻的《全唐诗》。此书“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全书共计900卷，半页11行，行21字，白口，双鱼尾，左右双栏，是清朝初年编修的汇集唐一代诗歌的总集。书由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紘、徐树本、车鼎晋、王绎、查嗣瑮、俞梅等10人奉敕编纂，由曹寅负责刊刻事宜，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始编，次年十月成书，不足两年而成，成书刊刻精美，版式亦佳，为清代扬州刻书业的巅峰之作。
《全唐诗》得以在扬州刊刻，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因素。其首要因素是康熙帝，即康熙帝为何要编撰刊刻《全唐诗》，因为有他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才成就了曹寅在扬州两年内成书的美谈。康熙帝是在其第五次南巡至苏州时向曹寅传达了其刊刻《全唐诗》的旨意，时为1705年4月12日。在此之前，康熙帝于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1683年出兵攻克台湾，1690年至1697年三征葛尔丹并获得成功，在征伐武功上获得极大的成功，可以说，在“文治武功”上康熙帝的前半生多侧重于“武功”。而实际上康熙帝一直希望在“文治”上做出一番成绩，在此前他一再表示了他对于汉学儒术的尊重：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诣先师庙，入大成门，行九叩礼。……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二十四年三月，“撰孔子庙碑文成，亲书立碑。重修赋役全书。”二十五年八月“诏天下学宫崇祀先儒。庚辰，诏增孔林地十一顷有奇，从衍圣公孔毓埏请也，除其赋。”而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等七十六人奉敕编撰《佩文韵府》则标志康熙“文治”的开始，随后在康熙四十四年，著名画家王原祁被提升为翰林院侍学土，奉命担任《佩文斋书画谱》编纂官和《万寿盛典》总裁官，与孙岳颁、宋骏业、王铨等人共同编写大型书画书籍《佩文斋书画谱》100卷，同年三月“命选江南、浙江举、贡、生、监善书者入京修书”。同样，我们可以认为在扬州进行《全唐诗》的刊刻也是康熙在“文治”上所做出的一系列动作中的一项。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曹寅，正是由于曹寅的特殊身份和表现出的文学才华使得康熙帝决定将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交托于他。和王原祁一样，在交付任务之前，康熙授曹寅通政使司的新职用来鼓励曹寅，并让其在实际上独揽大权。曹寅的身份之所以特殊，一是指其所有的正白旗包衣身份的特殊。顺治帝在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将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收为己用，从而形成上三旗，这样上三旗的包衣则成为了皇帝的家奴从而拥有了特殊的地位，如曹寅之父曹玺就曾依靠这个特殊的身份而最后被封为工部尚书的世袭头衔。曹寅作为正白旗包衣而被任命为织造和盐政，同时还负有执行康熙密令以及密折报告的秘密任务。所以说让曹寅负责《全唐诗》的刊刻并非偶然。或有人说，担任编纂官和《万寿盛典》总裁官的王原祁并非包衣，不能以此为理由。我们可以看到《佩文斋书画谱》较《全唐诗》而言更具有专业性，《全唐诗》的编排比较容易进行，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从《佩文韵谱》刊刻开始的一系列动作其实都是康熙个人意识的体现，“佩文”正是康熙的书斋名。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典籍的刊刻理解为康熙的家事，对于专业的典籍刊刻，康熙必须任人唯贤，选择专业的人士进行编辑工作，如王原祁、张玉书等，专业要求稍低的工作则选择其包衣来进行操作，以人代己，从而显示出他在这些事务中实际存在，证明并非完全假手与人。当然此事也仅曹寅而已，亦可见康熙对于曹寅的喜爱及重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虽然曹寅称他是在1705年4月12日接到刊刻《全唐诗》的命令，而所有官方纪录中未有此诏书的记载，正是因为康熙在此事上将曹寅看作自己的替代者，所以格外的郑重与小心。美国学者史景迁对于此事认为“皇帝要等到证实他的尝试是否成功，然后再作出公开的宣告”，但是我们也应在看到其中包含着的复杂的康熙的心理因素。以此我们也能明白,同样为包衣身份的李煦在康熙五十四年送上自己监刻的御定诗集，而康熙却在当年六月六日的谕旨中责道：“朕细察对，与当年所刻御制诗集长短不同，字之大小参差不一，甚属疏忽，使不得。着速收拾，前后相同，奏来再看。” 从中可以见到康熙对于御制书籍刊刻、版式的重视程度。
当然曹寅自身在汉族文人之间所表现出的才华以及在汉族文人间的良好口碑也是康熙选择曹寅主持刻书事务的原因。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清代学者尤侗曾写道：“司空曹公，开府东冶；手植楝树，于暑之野；爰筑草亭，阑干相亚；言命二子，读书其下：夏日冬夜，龂龂如也”，楝亭之名当源于此，以之纪念其父，同时也可见曹寅自小就接受着极深的儒家教育。在北京，曹寅结识了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的朱彝尊以及陈维菘，并过往甚密，而在刊刻《全唐诗》的时候曹寅也获得了他们的帮助。1690年曹寅任苏州织造，通过与当地文人、官员的交往，确定了其在地方精英中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介于旗人与汉人之间的特殊身份，才使得他有可能担负刊刻《全唐诗》的重任。
第三个因素是扬州有着丰富的印书资源和经验。清代初期，主要进行刻书事宜的主要集中于内府，如武英殿修书处，所刻书世称武英殿刻本。在康熙初年，武英殿修书处开版刻书的能力较小，刻版多由苏州、扬州刻工上版刻字，再运回武英殿成书，扬州的成版印书能力可见一斑，并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康熙四十三年张玉书奉命编撰《佩文韵府》的时候，康熙命曹寅挑选工匠，孙文成采办纸张，李煦监督刻印，已经为第二年《全唐诗》的刊刻做了充足的准备。作为刊刻《全唐诗》的场所，扬州天宁寺也有着较好的地理位置。天宁寺作为康熙南巡的行宫，经过多年的修缮和扩大，有进行刊刻所需要的足够大的场所。另外天宁寺位于城外，紧靠码头，所需要的材料可以由水路运输，同时又可由陆路运输，有着便利的交通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寅在接到康熙诏书后开始了刊刻《全唐诗》的工作。康熙四十四年五月，曹寅递送奏折道：“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天宁寺开局，至今尚未到扬，俟其到齐校刊，谨当奏闻。”在以翰林院侍讲彭定求为首的九个翰林院学士集聚之后，《全唐诗》的校对工作正式开始。而曹寅作为监督刊印的主管，他将主要精力放在版式之上，其在奏折中写道：“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再中晚唐诗尚有遗失，已遣人四处访觅添入校对。臣因掣盐，往来仪真、扬州之间，董理刻事，随较随写，不敢少怠。”另外曹寅在工期上严格控制，对于所有人员严格的要求，他在另一份奏折中写道：“所有众翰林有病及告假者，俱令回本籍，无事者俱在扬州校刊。编修王绎素有血症，在诗局陡发旧恙，即令回籍调养，与五月内身故，臣已为料理营护后事讫。目下在扬州校刊者，彭定求、杨中讷、汪士紘、徐树本、俞梅共五人。”在他送出先期刻好的印本至北京后，康熙帝在上谕中写道：“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曹寅受到了对于他来说极高的嘉奖和鼓舞，并在1707年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全唐诗》的全套校对刊刻工作。在得知自己将作为编纂官，位列首席，补刻于书中时，他充满自知地在给康熙的奏折中写道：“令准翰林咨，奉圣谕并钞列臣等衔明，刊刻款式到臣，谨遵旨补入刊刻。但臣系何人亦得列名其上，永垂不朽，臣不胜感愧无地，不知何幸得至于此，谨具香案九叩。理合具折恭谢天恩，伏乞睿鉴。”
综上所述，曹寅在《全唐诗》刊刻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他的不断努力与催促，精益求精，为后世留下了一部辉煌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和出版史上书下重重一笔。而他自己作为满族包衣和汉人精英的结合体，也在清朝历史上留下了他独特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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